布尔迪厄｜权力场中的文学场
权力场中的文学场
布尔迪厄著，刘晖译 选自《艺术的法则》，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
艺术家和作家的许多实践和表现（比如他们对“民众”和“资产者”的模棱两可）只有参照权力场才能得到解释，文学（等）场本身在权力场内部占据了一个被统治位置。权力场是行动者或机构之间的力量关系空间，这些行动者或机构的共同点是拥有必要的资本，以在不同场（经济场或尤其是文化场）中占据统治位置。权力场是不同权力（或各种资本）的持有者之间的斗争场所，这些斗争如同十九世纪的艺术家与“资产者”之间的象征斗争，以各种不同资本的相对价值的转变或保留为赌注，而这种价值本身每时每刻都决定有可能加入这些斗争的力量。
作为对一切形式的经济主义的真正挑战，文学（等）领域在一个漫长而缓慢的自主化过程中逐渐形成，它表现为一个颠倒的经济世界：进入这个领域的人做到非功利是有益的；与通行的艺术传统的异端式决裂如同预言，特别是不幸的预言，按照韦伯的观点，这个预言通过它不能提供任何报酬证明了它的真实性，这种决裂在无关利害中找到了它的真实性标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这种具有超凡魅力的经济的经济逻辑，这种具有超凡魅力的经济建立在这样一种社会奇迹的基础上，这种社会奇迹是一切不同于特有审美意图的决定的纯粹行为：我们将会看到存在着经济挑战的经济条件，经济挑战导致趋向先锋派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这类风险最大的位置，存在着能在无任何财政补偿的情况下稳固地保留在这些位置上的经济条件；还存在着获得象征利益的经济条件，这些象征利益本身有可能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转化为经济效益。
应该在这种逻辑中分析作家或艺术家与出版商或画廊经理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些双重人物而言（福楼拜通过阿尔努这个人物描绘了他们的典范形象），“经济”逻辑一直深入到为生产者生产的空间的中心；他们也应该集中了完全矛盾的配置：经济配置在场的某些区域，与生产者完全无关，而智力配置接近生产者的配置，他们只有懂得欣赏和利用生产者的劳动，才能剥削这种劳动。事实上，出版商的或画廊的场与相应的艺术家或作家的场之间的结构同源性逻辑，使得每个艺术“圣殿商人”表现出与“他的”艺术家或“他的”作家相似的特征，这就促成了相信和信任的关系，剥削就是建立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商人可能满足于让作家或艺术家进行自己的游戏，法定的无关利害的游戏，以便让作家或艺术家同意放弃，以成全他们的利益）。
鉴于在各种不同的资本及其把持者之间的关系中建立的等级制度，文化生产场暂时在权力场内部占据一个被统治的位置。无论它们多么不受外部限制和要求的束缚，它们还是要受总体的场如利益场、经济场或政治场的限制。因此，文化生产场每时每刻都是两条等级化原则即他律原则与自主原则之间的斗争的场所，他律原则（比如“资产阶级艺术”）有利于那些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对场实施统治的人，自主原则（比如“为艺术而艺术”）驱使它的最激进的捍卫者把暂时的失败变成上帝挑选的一个标志，把成功变成与时代妥协的一个标志。这场斗争中的力量关系状况取决于场总体上拥有的自主，也就是场自身的规则和认可在多大程度上加诸全体文化财富的生产者和这样一些人，这些人在世俗中（且临时地）在文化生产场中占据统治位置（成功的剧作家或小说家）或渴望占据统治位置（唯利是图的被统治的生产者），他们最接近权力场中相似位置的占据者，因而对外部需要最敏感，同时是最不自主的。
文化生产场的自主程度，体现在场中外部等级化原则多大程度上服从内部等级化原则：自主越大，象征力量的关系越有利于最不依赖需求的生产者，场的两极之间的分隔倾向也就越明显，也就是有限生产的次场与大生产的次场之间的分隔倾向越明显，在有限生产的次场中生产者的主顾只有其他生产者，后者也是他们的直接竞争者，而大生产的次场在象征上受到排斥，失去信用。在第一个场中，场的基本法则独立于外部需求，实践经济如同败者获胜的游戏那样，是建立在对权力场和经济场的基本原则的一种倒置基础上的。它排斥对利益的追求，它不保证在投资与金钱收入之间任何形式的一致；它谴责对世俗的荣誉和声名的追逐。
按照在权力场（但也在经济场）的世俗统治区域通行的外部等级化原则，也就是按照根据商业成功（比如书的发行量，戏剧表演的场次，等等）指数衡量的世俗成功或社会名望（比如勋章，职位等等）的标准，“大众”熟知或认可的艺术家（等）最有优势。内部等级化原则，也就是特定认可的程度，有利于被他们的同行或他们自己认可（至少在他们事业的最初阶段）的艺术家（等），至少应该在否定方面将自己的声誉归功于他们丝毫不向“大众”的要求让步这个事实。
由于公众的规模（进而公众的社会质量）为独立于“大众”需要和市场限制（“纯粹艺术”、“纯粹研究”等）的程度或从属于“大众”需要和市场限制（“商业艺术”、“实用研究”等）的程度、进而为对无关利害价值的赞同提供了一种良好的尺度，它无疑构成了在场中占据位置的最可靠和最明确的指数。实际上他律通过需求出现了，需求可能采取一个“保护人”、资助人或主顾提出的个人化定购形式或一个市场的无名期待和认可形式。于是，没有什么比文化生产者与商业成功或世俗成功（和获得成功的手段，比如，今天对报纸和现代传媒手段的服从）保持的关系更能明确地对他们进行划分了：一些人承认和接受、甚至有意追求这种成功，但维护自主等级化原则的人拒绝这种成功，把它看作追求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一种金钱价值的体现。最坚决的自主维护者把为公众生产的作品与应该造就自己的公众的作品之间的对立变成基本的评价标准。
除了权力场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场中两极位置的占据者之间关于世俗成功和经济认可的对立观念的对抗如此彻底（在与场相关的利益范围内）：对立两边的作家或艺术家万不得已的共同之处只能是他们都参加了为规定文学或艺术生产的相反定义而进行的斗争。作为构成一个场的互动关系与结构关系之间差别的典型体现，他们也许永远也不会相遇，甚至有意无视彼此，但在实践中却完全被将他们联系起来的对立关系所决定。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文学场达到了从未被超越的自主程度，因而有了第一个依其对公众、成功、经济的真实的或假定的依赖程度而划分的等级。这个主要的等级被另一个印证了，后者按照所触及公众的社会和文化质量（根据公众与特定价值中心的假定距离来衡量）与公众通过承认生产者赋予他们的象征资本（在第二维空间）建立起来。因此，有限生产的次场注定要专门从事为生产者而进行的生产，只承认特定的合法性原则，在这个次场中，得到他们同行的认可，即得到一种持久认可标志的人（被认可的先锋派），与从特定标准来看没有达到同样认可程度的人对立。这个低级位置集中了不同年龄和艺术代的艺术家或作家，他们可能要么以新合法性原则的名义，按照异端的模式，或以回到一种旧合法性原则的名义，拒绝承认被认可的先锋派。
不成功本身是模棱两可的，因为它可以被看成要么是有意的，要么是不得已的，因为同行认可的标志把“受诅咒的艺术家”与“碌碌无为的艺术家”区分开来，而且这些标志总是不确定和模棱两可的，无论对于观察家还是艺术家本人都是如此。最不幸的艺术家能够在这种客观不定性中找到保持他们关于自身命运的不确定性的手段，在这方面集体的自欺为他们提供的所有制度上的支持帮助了他们。此外，永久革命的制度化，作为文化生产场的合法转变方式，使得先锋派文学和艺术从十九世纪末以来，享有一种有利的偏见，这种偏见建立在对过去的批评家与公众的认识和评价的“错误”的回忆基础上：失败总是能够在来自整个历史成果的制度中找到证明，比如“受诅咒的艺术家”的定义承认世俗成功与艺术价值之间真实或假定的差距；而且，更广泛地，被指定的或指定自己进行判断或认可的行动者或机构本身也在为获得认可而斗争，因而总是相对的和受到怀疑的，这个事实为自欺的作用提供了一种客观支持，多亏了这种作用，没有主顾的画家、没有角色的演员、没法出版和没有读者的作家才能利用成功标准的模棱两可掩盖他们的失败，这种模棱两可导致混淆“受诅咒的艺术家”有选择性的暂时失败与“庸人”直截了当的失败。这种作用变得越来越复杂，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衰老的到来，否定性制裁的重复宣告了可能性的减少，这种减少使得少年的不定性的唯意志论的拖延越来越靠不住了。
即使是为重新发现、复兴或承认过去的作品而进行竞争的逻辑，终究为许多作家保证一种“文学存在”形式，但这些作家很可能被他们的同时代人毫不犹豫地归入“庸人”行列，遇到类似阿尔丰斯·拉博（Alphonse Rabbe）这样一个如此不同寻常的状况仍是非常罕见的，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的画像》（Album d’un pessimiste）的作者，这本书最近再版，帕斯卡尔·卡萨诺瓦这样描绘了他的画像：“平庸的作家，被他的所有同代人遗忘、抛弃，蹩脚的诗人，1788年生于普罗旺斯，一切尝试都遭到失败。落空的画家，无大才的批评家，业余音乐家，其南方口音注定他只能演喜剧，二流历史学家，外省政客，匿名的小册子作者，社会边缘的记者，死于1829年，留下一部感人的遗作，自杀的启示录，合乎逻辑地命名为《一个悲观主义者的画像》。一个世纪之后他被安德烈·布勒东推举为‘死亡中的超现实主义者’。”
同样，在场的另一极，在投入和致力于市场和利益的大生产次场一边，出现了一种对立，这种对立与把被认可的先锋派同先锋派分开的对立是同源的，它通过（部分地成为利益大小原因的）公众的规模和社会素质，进而通过公众以其好评带来的认可价值，在拥有所有资产阶级权利的资产阶级艺术与处于纯粹状态的“商业”艺术之间建立起来，“商业”艺术由于有利可图和“大受欢迎”遭到了双重贬值：最终获得世俗成功和资产阶级认可（特别是法兰西学士院）的作者，既通过他们的社会出身和轨迹，又通过他们的生活风格和他们的文学相似性，与被迫取得所谓大众化成功的作者，比如乡村小说作者、通俗喜剧作者或歌谣作者区分开来。
场的自主程度可以由它的特定逻辑施加给外部影响或控制的转达或折射作用之重要性来衡量，由它让宗教或政治表象和世俗权力的限制发生的变革甚至是变形来衡量（显然非常不完善的折射的机械比喻，在这里只有否定价值，以便从思想中驱除更不恰当的反映模式）。场的自主程度也由否定性制裁的严重性（丧失威信，开除，等等）来衡量，这些否定性制裁被施于他律的实践，诸如对政治指示甚或美学或伦理需要的直接服从，尤其由对抵抗甚至反对权力的公开斗争的肯定性激励的有效性来衡量（同样的自主愿望可能按照它反对的权力的性质而导致相反的占位）。
场的自主程度（及由此，在场中建立的力量关系状况）随着时代和国家传统而发生很大变化。它与象征资本相称，象征资本是在时间的过程中通过世世代代的活动积累的（作家或哲学家被赋予的称号的价值，对权力持异议的法定的和几乎制度化的许可，等等）。就是以这种集体资本的名义，文化生产者自感有权利和义务无视世俗权力的需要和要求，甚至援引他们自身的原则和标准与之作斗争。在场的一种状态中或另一个场中不合理或简直不可思议的自由和勇敢，若以客观潜能的甚至是要求的状态存在于场的特定理性中，就会变得正常，甚至平常。
在对场的运行规则的服从中获得的象征权力反对所有形式的非自主权力，而某些艺术家或作家，更进一步说，所有文化资本的持有者——专家、干部、工程师、记者，可能被授予了这些非自主权力，作为他们向统治者（特别是在法定象征秩序的再生产中）提供的技术或象征服务的补偿。这种非自主权力可能出现在场的内部，而最忠于内部真理和价值的生产者，由于愿意屈从外部要求的作家和艺术家代表的这种“特洛伊木马”而大大削弱了。
如此说来，当论战观念把所有保守作家都当作简单的代言人时，服从从未像论战观念让人以为的那么彻底。没什么比最明显地服从外部必要性的作家的状况更能清楚地说明——因为它使我们更有理由思考——场发挥的折射作用，外部必然性包括保守主义的或进步主义的政治权力施加的外部必然性，还有经济权力的外部必然性，这些必然性能直接或通过公众或报纸等的好评产生影响：政治论战的逻辑仍旧困扰着许多自诩科学的分析，因而导致无视这些作家呈现的表象与统治者包括银行家、工业家、商人或他们在政界的代表产生的表象之间的差别，特别是当这些人作为文化财富的偶然生产者行动时。
因此，在出现于德国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保守主义“哲学”典型状况中，也就是在贵族阶级及其自身合法性信念的传统基础受到动摇时（特别是由于倾向于摧毁特权和奴隶制的改革），职业空想理论家写的著作立刻出现了，因为这些著作打上了它们的作者从属于知识场的许多标志。因此，尽管像亚当·米勒这样的作家求助于与场无关的贵族，但他仍显示出与场的从属关系，这位文风浮夸充满哲学意味的论文或随笔作者，在提出一种建立在“自然财富”“观念”（他将之与“概念”区别开来）基础上的真正“理论”之前，感到有责任痛斥费希特和占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传统（康德和自然法则，重农主义者和合理的农业，亚当·斯密和市场观念）；他在这点上与政客或大贵族这些纯粹的业余爱好者分开，这些“理论”关怀与他们无关：比如一个叫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戴尔马尔维茨的人，无知又天真自信，在写给同伴的书信和随笔中赞扬了大地、出生、自然和传统，揭露改革、行政的中央集权、市场经济的普遍化，并直接针对贵族，而贵族通过参军或从事经济现代化活动实现他们的转行。
同样的对立出现在受技术贵族启发的文学中，这种文学在1950和1970年间繁荣一时，将一些作者区分开来，这些作者们对其主题上大致可以互换的思想加以发挥，但他们由于论述策略，特别是由于参照方向而差别很大：专家们越参照知识场、场的争论和问题、场的惯例和前提——至少在否定上来看——，在场中越得到承认，也越承认场的规则（这些规则按照一种等级分布，若只是抓住几个标志，那么这个等级是从让·富拉斯蒂耶到贝尔当·德·茹福内尔和雷蒙·阿隆）；业余爱好者、政客（米歇尔·波尼亚托夫斯基，瓦雷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工业巨头（弗朗索瓦·达尔）或高级官员（弗朗索瓦·布罗什－莱内或皮埃尔·马塞），经常满足于再生产多少直接来自专家的著作或教程的学校话语，不触及知识分子关注的问题，他们经常不知道这些问题的存在。
通过与绘画场的类比，我们可以称之为稚拙派的生产者，在客观和主观上都与文化生产无关，他们可能把表达他们的信念放在第一位，而丝毫不关心别的生产者（甚至，在政治家的情形中，他们丝毫不关心像他们一样处于政治场中的人），正如他们风格的简单、论据的合理自信，特别是他们理由的天真所证明的。
相反，被本地分类学划为“右派知识分子”的人没有这种强大的天真的权利，否则有可能被驱逐出场，而且他们想表现知识分子的法定自主权，从而与狭隘保守主义的初级真理保持距离，但他们经过反对“左派知识分子”的论战更好地找到了这些真理：他们装出简单或明确，想有意识地拒绝他们从外部所指定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左派知识分子”虚妄的复杂性。他们话语的发生公式完全包含在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这个著名标题中，这一文字游戏将把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马克思主义口号倒转过来，反对知识分子献身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宗教及知识分子对精神启发者地位的觊觎。
暴风骤雨 Will-to-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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